文 | 裁判文书库的开通意味着什么？
关于“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”（以下简称裁判文书库）的开通和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（以下简称裁判文书网）的烂尾，这两天论者已经有很多，但自己还是有些话，不吐不快。
起因是最近网上公开了一份文件，是最高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建设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通知》（法办[2023]551号），其中规定：“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拟于2024年1月上线运行，支持全国法院干警在四级法院专网查询检索裁判文书。”此后，这份通知的真实性也得到了财新、财经等正规媒体的确认（具体可参见财经的报道《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将上线，裁判文书公开何去何从？》）。
也就是说，之后将开通的裁判文书库仅限法院系统内部使用，公众（包括律师等法律从业者）均无权使用。
消息一出，即刻引发整个法律界的众怒。
当然，说“法律界”可能还不够准确，毕竟法官群体还是可以继续享有一个完整的裁判文书数据库，而且少了公众监督，应该更开心才对；只是对于那些体制外的法律从业者而言，无论是律师、法务还是商用数据库的相关运营者……这个消息确实称得上是晴天霹雳。
而为何一个新数据库的开通会引发整个法律行业的热议？新的裁判文书库与旧的裁判文书网又是什么关系？
其实裁判文书网的烂尾早已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，所谓的烂尾倒不是指网站的关停，而只是说最新的法律文书没能得到充分公开。自2021年开始，裁判文书网的文书公开量就开始断崖式下跌，近两年也有大量呼吁法院系统重新重视文书公开的呼声。而就在半个月前，“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”都还专门组织过一个主题为“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研讨”的线上讨论会（会议记录参见《我们靠什么去锻造未来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梦想？——“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”讲座整理与思考》），强调过裁判文书公开的重要性。
如果说此前大家对于重振裁判文书网还抱有一丝幻想，那么裁判文书库的开通则基本可以正式宣告裁判文书网的死亡。
有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还认为，裁判文书库与裁判文书网的关系是并存的，裁判文书库的开通并不意味着裁判文书网的终结。对此我的意见是，如果两者是并存的，两个数据库的内容也是共通的，那么官方也就完全没有必要花两笔钱来同时运营两个相同的平台，之所以要做新的数据库，肯定就是要让新的区别于旧的。在裁判文书网已经基本烂尾的背景之下，再开通一个新的裁判文书库，这个信号已经相当明显——裁判文书网已经成为过去时，未来属于裁判文书库，后者将替代前者。
所以裁判文书库的开通才会令整个法律圈哗然。
裁判文书网与裁判文书库两个数据库，就其内容而言，应该并无实质性差别，都是各级法院的各类法律文书，其核心差别就在于公开的范围——前者面向整个公众，而后者仅面向法院内部。也就是说，自2024年开始，社会公众（包括律师等法律从业者）便很难再获取到像以往那样广泛公开的法院裁判文书了。
一般人或许很难理解裁判文书网的重要性，但对于法律相关的从业者而言，应该都知道它有多重要。
它的显性用处有很多，例如：
1.对律师而言，案例检索如今几乎是每个律师的基本功，对于一些相对小众或具有争议的法律问题，案例检索是律师学习及精进相关法律业务的有效途径；在一些具有争议的案件当中，律师也通常会提交有利于己方的过往类似判例或是类案检索报告，将其作为法律说理的组成部分，以此说服法官；对于法律适用存在地域差异的业务领域（比如劳动人事领域），通过检索相关地区法院的过往判例，也有助于律师了解该地区法官的裁判倾向，进而才能更具针对性地出具法律意见，给客户以明确的行为预期。
2.对法学生或法学研究者而言，法院的裁判文书也是学习及研究相关法律领域的重要依据。比如民法巨擘王泽鉴先生就认为，案例研究是法律学习的基础。法院判例的研究与学习，也有助于法学生避免理论与实践的脱轨。在判决书的“本院查明”部分，学生可以知道法官是如何采信证据、认定事实的，在判决书的“本院认为”部分，学生则可以学到法官是如何进行法律说理的（当然，这种学习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律师等所有社会公众）；法院的判例也是法学院教师进行法学教育的重要材料，法学学者开展法学研究时，法院判例也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，尤其对于一些从事法律实证定量研究的法学学者而言，缺乏足够的裁判文书对于研究工作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。
3.对于商用法律数据库的相关从业者而言（比如威科先行等数据库），裁判文书网里的文书也是这些数据库的直接来源，如果裁判文书网不再继续公开法律文书，也基本等于宣告这些商用数据库命运的终结。法律大数据不复存在，因为源头都已经没了。事实上，因为裁判文书网经常卡顿、崩溃，检索功能也不便使用，所以公众直接使用裁判文书网的频率其实并不高，律师进行案例检索通常都会依赖于这些商用的法律数据库，而这些数据库的逐渐消亡，最终也就会影响到整体法律从业者的工作。
还有其它显性的用处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除开这些显性的用处，裁判文书网更大的用处其实还体现于隐性的层面，援引何海波教授的话就是：
第一，促进司法公正。司法裁判是“良心活”，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。
第二，提升司法公信。让人民看到，绝大多数判决是经得起检验的。
第三，明晰法律规则。判例是法律的最好说明、行动的最好预测。
第四，促进社会信用。法院裁判能够提供市场交易所需要的信息。
第五，辅助领导决策。科学决策有赖于良好的“数目字管理”。
（何教授更完整的意见可参见《裁判文书上网公开，一件有中国特色、中国气派的事情》，发表于最高院公号。）
其中，重中之重便是司法公正。道理很简单，文书的公开有利于司法过程的社会监督，如果一位法官知道自己写下的文书需要永恒地面对往后的所有公众、有可能被任何人看到，那他便更不敢作出不公正的审判。这也是为什么，即便之后最高院将可能开通面向社会公众使用的“人民法院案例库”，但这些典型案例的公布也无法代替一般性裁判文书的公开，原因即在于此。
当然，裁判文书的公开也会伴随一些负面效应，比如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冲突等。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认识到，裁判文书的一般性公开，其带来的“收益”远大于成本以及所谓的负面效应，尤其是，公开带来的许多收益并不是用金钱可以度量的，因为它关乎法治、公正这些无法被化约的基本价值。
可以预见到的是，尽管近几天整个法律行业哀鸿遍野，批评之声不绝于耳，但裁判文书库上线、裁判文书网烂尾的局面应该已经无法避免。
从裁判文书网到裁判文书库，不仅是法律行业的一个转变，也是更大范围内时代精神与社会思潮更迭的表现。这是我们作为法律从业者不可避免需要直面的现实，如何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找准自己的位置，是一项新的挑战。
“于是我们奋力前行，却如同逆水行舟，不断被浪潮推回到往昔岁月。”